1783年的秋天，维也纳以一种复杂的方式，感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冲击波。

最先抵达的，是人。

从八月中旬开始，通往维也纳的道路上陆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。他们有的是身穿华服但神色疲惫的贵族，有的是黑色长袍沾染泥土的教士，有的是带着整箱书籍和手稿的学者，有的是身无分文、仅凭一口法语和一身技艺求生的工匠、厨师、家庭教师。

他们从斯特拉斯堡越过莱茵河，从里昂翻越阿尔卑斯山，从马赛乘船热那亚再转陆路北上。所有人的目的地，都是同一个地方——维也纳，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，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保守君主国，也是传说中那个“对法国难民最为友善”的城市。

“友善”是有代价的。

十月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，沃尔夫冈·莫扎特侯爵坐在工矿总局的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艾森贝格刚刚呈交的一份详细报告。报告标题是：《关于法兰西流亡者在奥地利境内活动情况的初步评估与风险评估》。

数字是冰冷的，但数字背后的人与事，却滚烫而复杂。

截至九月底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奥地利境内（含波希米亚、摩拉维亚、加里西亚等地区）的法国流亡者，总数已超过一万两千人。其中：

·贵族及其家属：约三千人。其中三分之一在维也纳及周边地区，其余分布在各主要城市和温泉疗养地。

·教士：约四千人。其中不少是拒绝宣誓效忠《教士公民组织法》的“抗拒派教士”，被革命政府视为“反动分子”。

·军官和士兵：约两千人。主要是保王派军队的溃散人员，其中一些带有完整的建制和武装。

·学者、艺术家、工匠：约两千人。这是“最具价值”的群体，也是最容易被吸收和安置的群体。

·其他：约一千人。包括商人、仆役、妓女、投机者、骗子……鱼龙混杂。

报告的重点在后半部分——风险分析。

一、治安风险：流亡者中混杂着革命政府的间谍和密探；部分流亡贵族之间、贵族与教士之间存在旧怨，时有争吵甚至决斗；一些走投无路的流亡者开始从事小偷小摸甚至抢劫；地方警察对此缺乏经验和准备。

二、财政压力：哈布斯堡当局对“政治流亡者”提供了基本的食宿保障，但这笔支出正在快速增长。更严重的是，大量流亡贵族涌入维也纳，推高了房租、食品、奢侈品等价格，引发了本地居民的不满。

三、外交风险：革命法国已经向奥地利发出外交照会，要求“不得庇护叛国者”，否则将视为“敌对行为”。虽然维也纳尚未正式回应，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。

四、思想风险：流亡者中的极端保王派，不断游说奥地利政府武装干涉法国革命；而流亡者中的少数自由派贵族和学者，则带来了“另一种法国”——不是革命的法国，而是改革失败的法国、旧制度崩溃的法国、一个正在血与火中挣扎的法国。这些人的经历和讲述，可能比激进小册子更具杀伤力：它会让有心人思考——“为什么法国会崩成这样？我们会不会也……”

沃尔夫冈放下报告，揉了揉眉心。

一万两千人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如果法国局势持续恶化，这个数字在未来一年，翻三倍甚至五倍，都不奇怪。

他必须拿出方案。

当天下午，他再次进宫觐见皇帝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去枢密院，而是在皇帝的书房里，与约瑟夫二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、只有两个人的私人谈话。

“陛下，流亡者的问题，不仅仅是安置多少人、花多少钱的问题。”沃尔夫冈开门见山，“这是一个政治定性问题。我们对法国流亡者的态度，将直接影响革命法国对我们的看法，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看法，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帝国内部的稳定。”

“朕明白，”约瑟夫二世靠在椅背上，面容疲惫，“朕每天都能收到各方来信。玛丽……她已经在凡尔赛宫被软禁了。路易十六被取消了‘陛下’的称呼，改称‘路易·卡佩’。法国的局势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。”

“所以，陛下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——至少是暂时性的、策略性的选择。”沃尔夫冈说，“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可以争取的对象，谁是需要警惕的隐患。不能对所有流亡者一视同仁，那既不公平，也不明智。”

他提出了一个基于“利益与风险”的分类安置方案：

第一类：值得欢迎并积极吸收的“有用之才”。

包括：学者、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医生、熟练工匠、艺术家。这些人有真才实学，能为奥地利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工业发展带来直接价值。沃尔夫冈建议，由帝国理工学院和工矿总局牵头，设立“法兰西人才专项引进计划”，对符合条件的流亡学者和工匠提供职位、薪水和研究条件，鼓励他们定居奥地利。对于特别杰出者，甚至可以授予贵族头衔或皇家津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