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战火中的维里迪亚》后记

黎叙闻

三周后，我们从维里迪亚离开，踏上了归途。

我把护照递给一个海关工作人员，那是个美丽的维里迪亚女人，留着精干短发，手上涂着粉红色指甲油。

“你在这里呆了很久，”她看着我的入境章说：“还有回来的打算吗？”

我微笑着回答：“也许。”

“希望你回来，”她在我护照上拓下印章：“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。”

做得更好。

维里迪亚给予了我很多，至少在我这里，它不需要做得更好了。

我在这里经历了比之前更复杂的生活，接触到了我原本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的人。维里迪亚是美丽而热情的，即使被战争荼毒也不会改变这一点。

它让我明白我们可以深爱某个人，而不用承担他的罪孽，也可以深爱某个地方，但依旧远赴山海。

我以为我会铭记这里的一切，然而事实上，从我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，它们便开始在我脑海里飞速地褪色。

我再也听不到远处的枪炮声，不需要随时放下泡面拿起相机，跑出去寻找爆炸后的黑烟，不再需要因为恐惧而时时检查自己的记者证。

停战协议重新变成了稿件里的一行字，而不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变化，那些我天天挂在嘴边的大人物，也成了电视里的一张图像。

维里迪亚像一阵潮水，从我的生活里褪去了，但它把许多珍贵的宝物留在了沙滩上。

被战争蹂躏的城市褪色成了背景布，而那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，却因为这块褪色的背景而愈加凸显。

后来我去采访了自杀式爆炸的婚礼现场，那里已经被打扫干净，只有地上的血迹还没有洗清。

一个自由军军官告诉我：“我总觉得我见过凶手，记不清了，好像在医院。他眼睛特别亮。”

“爆炸那天他看见我打胰岛素，还找了一瓶苏打水给我，”军官说：“让我注意血糖。”

几天后，这篇报道夹在萨科专题里一起登上《纽约时报》，然而当时瓦尔纳难民营濒临解散，两军和谈如火如荼，它没有引起任何关注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我拍的照片、写的报道，是不是真的有意义，因为很多被固定下来的瞬间放到报纸上，网站上，似乎还比不上网页广告有趣。

伊诺在雷区捡回了他的爸爸，不知道是谁捡回了他。

这件事我在集体默哀仪式中告诉了马克。

我没能遵守跟他的约定，没有给这个潜力无限的孩子一个应得的未来。比起我欠他的那杯世界上最贵的红茶，这更让我愧疚。

这个红头发的无国界医生，将是我余生必须面对的道德拷问和职业准绳。

我在萨科遗失的不止这两位好友。

我最亲爱的邻居和姐妹，苏西和她可爱的小女儿梅尔，萨科大撤离后我曾在翡翠城全力寻找过她们，想再见她们一面，然而除了她们顺利上了车的消息之外，我没有打听到任何。

我不会放弃寻找，我想我们总有一天还会再见。

萨科撤离的专题里，除了苏西的故事，我还给守城将领索尔·麦伦和副官阿蒙·李斯特留出了惊人的篇幅。外界据此猜测我与政府军有染。我没有辩解。

索尔·麦伦不是圣人，但他的英勇献身，使惠及八万余人的大撤离成为可能。一座城市陷落时，有些东西应当被铭记，比如索尔·麦伦上校对萨科这片土地的热爱，和阿蒙·李斯特无与伦比的忠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