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车轰的一声冲了出去，消失在行道树的绿荫里。

追悼会继续，但气氛已经彻底变了。老严站在灵堂中间，脸色铁青，嘴唇还在微微发抖——这一次不全是在演。

她在公社干了大半辈子保卫工作，见过不少来闹事的，没见过在自己亲妈追悼会上这么玩的。虽然知道这是假的，但玫瑰花瓣落在花圈上的那个画面还是让她血压往上蹿了一下。

周雅丹已经平复下来，重新戴上了肃穆的面具，正在跟几个合作企业的代表解释：“……梁晰同志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，感谢大家的关心。”

她的语气真诚而克制，把“比较复杂”四个字说得像是包含了无数不能说出口的隐情。

几个企业代表表示了理解，但眼神里分明写着“回去得跟人好好讲讲”。孙季同签完悼念簿就走了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，但她在门口停了一步，看了一眼地上的玫瑰花瓣，嘴角动了一下——不像笑，更像是一种确认。

确认了什么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县农林科技网的记者追出去拍了一张机车的背影，回来之后翻着相机里的照片，问了周雅丹一句：“那位梁钟欣同志，她有联系方式吗？我们想做个后续采访。”

周雅丹绷住了表情：“没有。”

记者不死心：“那她——”

“她刚回国，”周雅丹说，“我们也不太熟。”

记者终于识趣地闭了嘴，但看她那表情，回去之后这篇报道肯定怎么写都压不住。

追悼会在一个小时后结束。花圈被统一收了，遗像被摘下来放回办公室的柜子里。老秦把签到簿拿回去做账，翻到孙季同那页的时候多看了两眼，然后合上了。

周雅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给梁晰打电话。

“玫瑰花瓣？”她的声音终于不用再压着，笑声从听筒里炸出来，“老梁，演得过了哦。你这给老严气坏了，我毫不怀疑她是真的想上去抽你。”

梁晰换了个声音，但是语气丝毫没变：“反正以后也得这样。一次性吓完，省得以后再来打听。”

40

白簌拿到了助学贷款，助学金还在材料审核中。

他买了高中三年第一件除了校服之外的衣服——孕夫隔离服，没办法，是刚性需求。

之后，他去了梁晰的追悼会。

白簌下了车，看到灵堂门口摆了两排花圈，白色和黄色的菊花扎成的，挽联上写着黑色的字，被风吹得微微飘动。有人在门口签到，有人握着手低声说话。白簌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法桐底下，看着那扇门。

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停下了。

他要怎么进去？他怎么跟签到台的人说？说“我是梁同志资助过的学生”？说“她救过我的命”？

他在家门口抱着她哭过，在她睡着的时候做了一件她说不应该做的事，肚子里怀着她的孩子——可在明面上，他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

白簌意识到，如果他解释不清楚，就等于在给梁晰抹黑——她刚去世，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学生跑到她追悼会上，说些说不清楚的话。他不能这么做，他不能让她在死了之后还要被人议论。

白簌退回法桐树底下，把手揣进孕夫装的口袋里。口袋很深，可以藏住他攥紧的拳头。他告诉自己，就在这里站着，站一会儿就走。

然后他听到了机车的声音。

一辆荧光紫的重型机车从马路尽头呼啸而来，在活动中心门口猛地刹停。车上跳下来一个年轻女人，大红头盔，黑红皮夹克，长靴踩在地上咔嗒一声。白簌隔着一整条马路的距离，看不清她的五官，但能看清她扬手撒出去的那把玫瑰花瓣——大红色的，在灰扑扑的路面上鲜艳得刺眼。

白簌愣在原地，然后他听到了那个女人说，她是梁晰的女儿。

之后那个女人跨上机车冲了出去，留下一地花瓣和一群站在门口面面相觑的人。有人追出来拍照，有人摇头，有人交头接耳。

追悼会散了之后，门口的人陆续往外走。几个穿正装的女人站在台阶上点烟，其中一个人说了：“希愿的梁总怎么养出这么个女儿，家门不幸哟。”

旁边的人接了句：“谁知道呢？出国留学的都这样。”

这语气里带着一种猎奇的惋惜，不是真的难过，更像是在讨论一条有意思的新闻。

白簌听着，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。

他不认识梁晰的女儿，但他觉得那些话刺耳。他觉得那些站在门口议论的人根本不知道梁晰是什么样的人。她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他们也管不着，她养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差。

白簌的胃里翻起一阵酸水，孕期的恶心感不挑场合地涌上来。他闭紧嘴，用力咽了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