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北京之后，叶浣的生活变了一种节奏。

每天去公司开会，见导演，见制片人，见各种她以前只在论坛上看到名字的人。陈姐给她安排了一个助理，叫小周，二十出头，扎着马尾辫，走路带风。小周帮她接戏、谈合约、安排行程，事无巨细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叶浣有时候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样子，会想起自己以前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跑组、在片场角落等一整天只为一句台词的日子。那时候她没有助理，没有经纪人，没有团队，只有她自己。

现在她有了。但这些东西是谁给的，她不敢想。

姜愉的消息还是每天来。早上七点，一个“早”字。中午十二点，一张盒饭的照片。晚上不定时，有时候是“收工了”，有时候是一张剧组的月亮。叶浣每条都回，回得慢，但回。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发一个句号。姜愉知道那个句号的意思是“收到了”。她们之间的对话已经精简到只剩标点符号，但谁都没有断。

十一月底，叶浣接到一个新戏。民国剧，女二号，在上海拍。陈姐说“你自己看，不想接可以不接”，叶浣说“接”。不是因为剧本好，是因为在上海。姜愉也在上海。她们在同一个城市了。

开机前一周，叶浣到了上海。她住在剧组订的酒店里，房间在十二楼，窗户朝北，能看到东方明珠塔的一角。她把小雏菊放在窗台上，两盆，并排摆着。浇了水，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。手机震了，姜愉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听说你回上海了。”叶浣回复：“嗯。”“住哪？”“剧组酒店。”“哪个区？”叶浣打了酒店的名字，发过去。姜愉没有再回。

第二天早上，叶浣去片场的路上，经过一条街，看到一家花店。门口摆着一排小雏菊，白色的小花在阳光下开得很热闹。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想起大一那年冬天，姜愉在排练厅送她的那束粉色洋桔梗。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了。

到了片场，化妆间的桌上放着一杯水。温的。叶浣站在那里，看着那杯水，眼眶忽然红了。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，温的。她把杯子放下，坐下来化妆。化妆师问她“今天想化什么样的妆”，她说“随便”。化妆师笑了一下，说“你每次都随便”。叶浣也笑了一下。

拍戏的日子又开始了。这次是民国剧，她演一个富家小姐，穿旗袍，戴珍珠耳环，说话轻声细语。和她本人很像，又不太像。她本人不爱说话，但富家小姐是因为教养才不爱说话。叶浣演着演着，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叶浣还是那个小姐。她们都安静，都低着头，都在等一个人。

拍戏到第二周的时候，叶浣在片场门口看到了姜愉。

她刚拍完一场戏，穿着旗袍，踩着高跟鞋，走出来透气。姜愉站在路边，穿着白色羽绒服，围巾围得很高，手里拎着一个袋子。两个人隔着几米的距离，谁都没有先动。风吹过来，把叶浣的旗袍下摆吹起来，她用手压住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叶浣问。

“探班。”

“你不用拍戏？”

“今天休息。”

叶浣点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高跟鞋让她不太舒服，她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，又从右脚换到左脚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姜愉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给你。”姜愉走过来，把袋子递给她。袋子是保温袋，沉甸甸的。

叶浣接过来，打开看了一眼。是一碗粥，还热着。红枣枸杞粥，甜丝丝的味道从盖子缝里飘出来。

“谢谢。”叶浣说。

“不用。”

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隔了半步的距离。叶浣低着头，看着手里的袋子。姜愉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片场里有人在喊“叶浣，下一场”，叶浣抬起头。

“我进去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叶浣转身走了。穿着高跟鞋走得慢，但她没有回头。走进片场大门的时候，她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姜愉还站在路边，穿着白色羽绒服，围巾围得很高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叶浣朝她点了点头，姜愉也点了点头。然后叶浣转身，走了进去。

那天晚上收工后，叶浣回到酒店，把那碗粥热了喝了。粥还是姜愉带来的那个味道，稠稠的，米粒煮开了花，甜丝丝的。她坐在床边，一口一口地喝完，把碗洗干净，把保温袋叠好，放在桌上。然后拿起手机，给姜愉发了一条消息：“粥喝了。”

对方秒回：“嗯。”

叶浣看着那个“嗯”字，想起以前。以前姜愉说“嗯”，她会觉得姜愉不想说话。现在她觉得，“嗯”已经够了。她把手机放在枕头边，关了灯。窗台上的小雏菊在月光下很安静。她看了一会儿，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到下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