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寒这次真的没有早到。他算了时间，大巴八点到，他七点五十到的车站。他站在出站口，手里举着一杯奶茶——还是芋泥波波，还是三分糖。他把奶茶换到左手，右手插在口袋里，摸着那支铅笔。铅笔的咬痕又多了一道，是今天早上咬的。

八点过五分，大巴到了。沈屿洲从车上下来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服，背着黑色的双肩包，手里拉着那个银色的行李箱。他下车的时候，目光已经在扫视出站口了。他看到了陆时寒。

陆时寒把奶茶举高了一点。

沈屿洲走过来，站在他面前。他的眼睛下面有一点青，头发比走之前更长了，刘海几乎要遮住眉毛。他的嘴唇有一点干，大概是北京的暖气太足了，水分被抽干了。

“给你。”陆时寒把奶茶递过去。

沈屿洲接过奶茶，喝了一口。“还是三分糖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还记得我上次喝的是什么？”

“芋泥波波，三分糖。你嚼芋泥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，说明你觉得芋泥太甜了。但你没说，你只说了‘还行’。”

沈屿洲看着他，没有反驳。他吸了一口奶茶，这次没有嚼芋泥，直接咽下去了。

他们一起走出车站，去公交站。路上陆时寒问他：“考得怎么样？这次别说‘还行’，说点具体的。”

沈屿洲想了想。“理论考试第三道热学题我做出来了，就是集训的时候做过类似的那道。实验考试也做完了，数据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那你觉得能拿什么奖？”

“不知道。金牌可能够呛，银牌应该没问题。”

陆时寒看着他。沈屿洲说“银牌应该没问题”的时候，语气和在说“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错”一样平淡。他没有失望，也没有得意。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他估算出来的结果，就像他估算一道题的答案一样——基于已知条件，推导出结论。已知条件是他的平时的成绩、集训的表现、考试时的状态。结论是银牌。

“银牌也很厉害了。”陆时寒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嗯？”

“好。”

陆时寒笑了。沈屿洲回来了，用“嗯”和“好”和他说话，坐在他旁边，喝着奶茶，嚼着芋泥，眉头皱着。一切都没有变。不，有一件事变了——沈屿洲在车站看到他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光。以前没有那种光，或者说以前有但藏得很深，深到陆时寒看不到。这次他没有藏，他把那盏灯打开了，放在了门口。陆时寒看到了，那盏灯不大，但很亮。亮到他在人群中第一眼就看到了。

公交车上，他们并排坐在最后一排。陆时寒靠窗，沈屿洲坐他旁边。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着，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跑。陆时寒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沈屿洲的腿上。

是一包饼干。不是沈屿洲妈妈烤的那种，是超市买的，奥利奥。

“你不是不爱吃奥利奥吗？”沈屿洲问。

“给你的。你上次说我不好好吃饭，你也没好好吃。你在北京吃的什么？”

“酒店的早餐。午餐和晚餐在考点附近吃的，面。”

“又是面。”

“面快。”

陆时寒看着他。沈屿洲去北京四天，瘦了。他的下巴更尖了，颧骨更明显了。他本来就不胖，现在更瘦了。陆时寒想说“你多吃点”，但这句话沈屿洲经常对他说，他说出来就变成了学舌。他换了一句。

“下次你去北京，我给你带饭。”

沈屿洲看着他。“你怎么带？坐高铁送过去？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沈屿洲没有回答。他把奥利奥拆开，拿出一块，咬了一口。饼干很脆，咬下去发出咔嚓一声。他嚼了两下，表情没有变化。

“好吃吗？”陆时寒问。

“还行。”

“你能不能说点别的？”

沈屿洲想了想。“奥利奥的甜度比芋泥波波低，但比我妈烤的饼干高。”

陆时寒笑了。沈屿洲在认真评价一块奥利奥，用了比较级，“比芋泥波波低，比我妈烤的饼干高”。他有自己的评分体系了，不再把所有东西都塞进“还行”和“不行”两个抽屉里。他在进步，虽然很慢，但他在变。就像一棵树在长，你看不到它在长，但它每年都会多一圈年轮。

陆时寒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支铅笔。他在心里对那支铅笔说：你又多了一个咬痕，是因为沈屿洲回来了。你高兴了，所以你咬了。铅笔不会回答，但它会记录。每一个咬痕都是一天，一天想他，两天想他，三百六十五天，三百六十五个咬痕。铅笔的寿命有限，咬痕多了，笔就断了。断了可以换新的，但想他这件事不会断。它会一直持续，持续到沈屿洲不再需要他等的那一天。

车到站了。沈屿洲站起来，拉着行李箱，手里还拿着那杯没喝完的奶茶。陆时寒也站起来，跟在他后面下车。

“周一见。”沈屿洲说。

“周一见。”

沈屿洲走了两步，停下来，回头。

“陆时寒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谢谢你来接我。”

陆时寒站在原地，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沈屿洲站在不远的地方，也在路灯下，也在光里。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五米，五米，够一个人走五步。没有人走。

“不客气。”陆时寒说。

沈屿洲转回头，拉着行李箱走了。他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街道上回荡着，嗒嗒嗒的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。陆时寒数着他的脚步声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，五步。第五步的时候，沈屿洲的脚步声停了一下。然后继续了。

陆时寒转身，往学校的方向走。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支铅笔。它在，咬痕在。沈屿洲回来了，他也还在。一切都还在，只是多了一个“谢谢”。沈屿洲很少说谢谢，他对别人说，但对陆时寒说得少。他把“谢谢”当成一个正式的词，用在正式的场合，用在需要表达正式感谢的时候。今天他说了，因为他觉得陆时寒来接他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。陆时寒不觉得这是需要感谢的事，这是他愿意做的，不需要回报。但如果沈屿洲觉得需要，那他就收下。他把“谢谢”放进了口袋，和铅笔放在一起。

口袋越来越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