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夏天，陆时寒第一次收到了沈屿洲从外地寄来的明信片。不是北京，是青海。他跟着导师去野外考察，在海拔三千米的地方待了半个月。明信片的正面是青海湖，蓝得不像真的。背面写着：“这里的星星很多。晚上抬头的时候，想起你说过的话。”没有署名，没有日期。陆时寒把那张明信片夹在《等雨停》的精装版里，放在书架上。

沈屿洲从青海回来之后，他们的见面频率又降了下来。他的实验排得更满了，陆时寒的研二也比想象中忙。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，有时候一周见一次，有时候两周。见面的时候吃饭、散步、说一些有的没的。谁都没有提“我们是不是在变远”，因为谁都不知道答案。

陆时寒的专栏停了。不是不想写，是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在自言自语。他停了三个月，然后把那些自言自语整理成了一本新的集子，取名为《自言自语》。编辑说这本书不如前两本好卖，但内容更真。陆时寒觉得“更真”比“好卖”更重要。

研三那年，陆时寒去了一趟上海做学术交流。他在黄浦江边站了一会儿，想起沈屿洲曾经从江边捡过一块石头带回北京。那块石头现在还放在他书桌上，圆圆的，白色的。他弯腰也捡了一块，黑色的，扁扁的，装进口袋里。回到北京之后，他把那块黑石头放在白石头旁边，一黑一白，像两枚棋子。

沈屿洲看到的时候问：“你又捡了一块？”

“嗯。在上海捡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捡？”

“因为你捡过。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弯腰的时候在想我。”

沈屿洲没有说话。他把那块黑石头拿起来看了很久，又放回原位。

沈屿洲博三那年，他的导师退休了。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很短的告别：“谢谢老师。”陆时寒看到的时候正在食堂吃饭，把那条朋友圈读了两次。沈屿洲很少发朋友圈，上一次是本科毕业。他发的每一条都很短，但每一条都是一个刻度，标记着他人生中重要的节点。

他给沈屿洲发消息：“你导师退休了，你不难过？”

“难过。但总要退。”

“你以后也会退休。”

“还早。”

“你到时候发朋友圈吗？”

“发。写‘谢谢’两个字。”

陆时寒笑了。沈屿洲的“谢谢”两个字能装下很多东西——五年的指导，无数次的改稿，从门外到门内的路。他不需要说很多，两个字就够了。

陆时寒研三下学期，他的第二本小说出版了。书名不叫《重逢在雨天》了——临出版前，编辑说太直白了，换成《来都来了》。陆时寒想了三天，同意了。《来都来了》是他的口头禅，他每次去找沈屿洲的时候都会说。书出版之后，他在北京做了一场签售。人不多，但来了几十个读者。他坐在桌子后面，一本一本地签名。签到最后一个人面前的时候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了沈屿洲。

沈屿洲站在队伍末尾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封面朝上。《来都来了》。他走过来把书放在桌上，说：“签一句特别的话。”

陆时寒看着他，笔尖悬在扉页上方。“你每次都要特别的话。”

“因为你每次都写。”

陆时寒低下头，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来都来了。来了就别走了。”他签完名，把书推回去。沈屿洲接过去看了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陆时寒坐在签售桌后面看着他的背影，黑色的外套，背挺得很直。他没有追上去，因为他知道沈屿洲不会走远。

毕业那年，陆时寒拿到了硕士学位。典礼那天，沈屿洲没有来。他说有实验走不开，陆时寒说没事。他站在操场上，穿着硕士服，和同学拍了合影。他站在队伍第一排靠右的位置，对着镜头笑了一下。相机快门按下的瞬间，他在想沈屿洲在实验室里低着头记录数据的样子。他们没有在一起，但他们都还在北京，还在自己的轨道上。

散场之后，他走出校门，看到沈屿洲站在路灯下面，手里拿着一束花。不是玫瑰，是向日葵，黄色的，很大一朵。

“你实验做完了？”

“没做完。但你的毕业典礼更重要。”

陆时寒接过花，花束很沉，用牛皮纸包着，系了一条麻绳。“你什么时候学会买花了？”

“刚学的。花店的人说向日葵适合送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”

沈屿洲没有接话。“毕业快乐。”

陆时寒抱着那束向日葵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。花很高，挡住了他半张脸。他在花瓣的缝隙里看路，看到沈屿洲走在他旁边，步子不快不慢。他想，这束花可能是沈屿洲买过的第一束花。他选向日葵，因为花店的人说“向日葵适合送朋友”。他把“朋友”这个标签贴在了花束上，但花不知道。

博五那年的秋天，沈屿洲博士毕业了。他留在北京，进了一个研究所。陆时寒在一家出版社做了编辑，白天看稿子，晚上写自己的东西。他们不住在一起，也没有天天见面。但每个月会一起吃几次饭，有时候在清华附近，有时候在北师大附近，有时候在两个人都不熟的地方。

陆时寒有段时间在写一个长篇，写到一半卡住了。关于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生活，偶尔见面，但谁都没有说“我们在一起吧”。他在一个失眠的晚上把草稿发给了沈屿洲。沈屿洲看了三天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写的那个‘他’，是我吧？”

陆时寒看着那行字，打了很久的回复。“是。但也不全是。”

“哪里不全是？”

“他真的没那么好。”

沈屿洲没有回。但那天晚上，陆时寒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张照片。是那个银杏叶书签，放在桌面上，旁边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书——陆时寒的那本《来都来了》。书签上写着“我又走回来了。你还在这里。”照片下面附了一行字：“他没有走远。”

陆时寒看着那句“他没有走远”，靠在床头。窗外的路灯亮着，和很多年前一样。他把那张照片存进了“不重要”的文件夹。那个文件夹已经存满了，但他没有删。

又过了一年，陆时寒的第三本书出版了。是一部长篇，叫《回头》。封面是两个人走在不同的路上，但都在回头。书的腰封上印着一句话：“有些路不用走到终点，回头看看就行。”沈屿洲看到样书的那天，给陆时寒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你写‘回头看看就行’，是在写我吗？”

陆时寒说：“写我们。写所有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的人。”

“那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回头的时候，你还在。”

沈屿洲没有再回。但陆时寒知道他收到了。

那年冬天，北京下了很大的雪。陆时寒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楼下街道上的行人匆匆走过。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雪景，发给了沈屿洲。沈屿洲回了一句：“我窗外的树白了。”

陆时寒看着那句话，想起他们一起看过的很多场雪——但都是在手机屏幕里。他在对话框里打了又删、删了又打，最后发过去一句：“我们什么时候一起看一场真正的雪？”

沈屿洲的回复来得很快：“明年冬天。”

陆时寒看着“明年冬天”四个字，忽然觉得等一年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他们都等了那么多年了——在车站等，在地铁站等，在各自的房间里等。等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。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结果，但他们的等待有方向，哪怕那个方向只是“明年冬天”。

半年之后，沈屿洲被单位派去国外做了一年访问学者。陆时寒送他去机场，两个人站在出发大厅里，行李箱靠在腿边。沈屿洲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，头发剪短了，看起来很利落。

“一年。”陆时寒说。

“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