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白骨。”凌霄说。

刘桂兰没有哭。她只说了一句：“她二十年前走的时候，说要出去打工，给我寄钱。后来就再也没回来。我找了她三年，没找到。”

她坐了一整夜的绿皮火车赶到市里。在殡仪馆的认领室里，白宇把那枚银戒指递给她。她戴上老花镜，看了很久，手指摩挲着那个“秀芬”二字，终于说：“是我给她打的。她出嫁那天我给她戴上的。后来她男人死了，她回娘家住了一年，又走了。”

“她后来嫁过？”凌霄问。

“嫁过。那男人姓陈，外地的，来村里收废品，没多久就死了。”刘桂兰把戒指攥在手心里，“后来她就走了。说出去打工。”

白宇在档案里查到了那个男人的名字——陈老栓的弟弟，陈老二，二十多年前死于一场车祸。陈老栓在弟弟死后，曾短暂地和李秀芬有过一段“共同生活”的关系，但没有任何登记记录。

白宇在结案报告里写道：“死者李秀芬，死亡时约二十四至二十六岁，死因不明，但因骨骼损伤集中在颅骨与肋骨部位，推测为外力多次击打致死。已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陈老栓开展刑事责任能力鉴定，其重度中风造成认知、表达、行动多重严重受损，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。但二十年前的悲剧，被这具埋在房基下的白骨，完整地说了出来。”

凌霄最后一次去养老院，把戒指的拓印照片放在陈老栓面前。他的眼睛终于动了，盯着那张照片，嘴唇剧烈地抖了几下，发出含混的声音，像是想说一个字，但谁也听不清。

凌霄站起来，转身离开。白宇在门口等她，手里拿着一束白菊，花是刘桂兰临走前留下的，说要放在女儿坟前。

“她给她立了墓碑，”白宇说，“上面只刻了一行字：李秀芬，回家。”

凌霄接过那束白菊，放在陈老栓面前的窗台上。他还在盯着那张照片，嘴唇还在抖。

“她回家了。”凌霄说。

被埋在房基下二十年的无名女而流，为那枚锈死的银戒指而流，也为一个母亲坐了整夜火车来认一具白骨而流。她走的时候二十四岁，以为出去打工就能寄钱回家。她没能寄回钱，但她回家了。以骨头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