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8月，江城。

凌霄接到支队电话时，正在整理旧案卷。两人入队五年，主动申请跟进档案室搁置的陈年积案。老一辈刑警穷尽手段未能突破，临近退休前，将闵记旅馆命案卷宗正式移交到他们手上。队里不少人觉得两个年轻人啃不动二十二年的死案，但凌霄和白宇一直没有放弃跟进物证复检申请。

电话那头说：“九五年织里那桩案子，烟蒂比对出来了。嫌疑人锁定了。”他放下电话，在椅子上坐了几秒。

那枚烟蒂是二十二年前从闵记饭店203房间的地板上提取的。一个烟蒂，保存二十二年，在物证袋里慢慢氧化、变脆，直到DNA家族谱系筛查技术成熟后，它才第一次开口说话。刘家，安徽南陵——一代一代往上推，最终指向两个人。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安徽。

白宇调出了当年的卷宗。厚厚的卷宗前后换过三批办案人，笔录纸张泛黄发脆，很多当年走访的侦查员早已退休。无数线索走到死胡同，这桩案子一次次被封存归档。他们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申请复检现场留存的唯一物证——那枚烟蒂，等待刑侦技术更新。

卷宗里夹着四张照片——四张脸。老板闵富生，四十七岁，圆脸，笑容憨厚；老板娘钱某英，四十三岁，齐耳短发；十二岁的闵敏，穿着校服站在旅馆门口，牙齿缺了一颗，笑得露出豁口；山东客商于某峰，三十多岁，西装革履，来织里收童装货款。四千余元货款在他贴身内裤的夹层里，凶手翻遍房间也没有发现。

“他们是来抢钱的。”白宇翻着当年的物证清单，“抢了二十多块钱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又翻了一遍，翻出一百多。总共一百多块。四条命。”

汪维明在上海被抓时，正坐在自己投资公司的办公室里。他五十七岁，西装笔挺，桌上摆着名牌。警察推门进来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没有起身。他没有跑，也没有喊。他靠在椅背上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