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需要时间想一些事情。”

“想什么事情？不能告诉我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陆时寒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站起来走到窗边。窗外是学校的操场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跑道上的白线在太阳底下反着光，刺眼。他想沈屿洲在北京的实验室里，穿着白大褂，对着仪器。他的表情很专注，和做物理题时一样。但他心里在想什么，陆时寒不知道。

他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好。你想清楚了告诉我。”

沈屿洲回了一个字：“嗯。”

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聊天。

之后的十几天里，陆时寒没有主动联系沈屿洲。他在等，等沈屿洲想清楚，等他告诉他答案。答案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在等，等得很累。累到不想吃饭，不想写东西，不想出门。他妈说他“又瘦了”，他说“夏天胃口不好”。他妈没有再问。

八月三十号，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。很短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我想清楚了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是写小说的，我是学物理的。你的世界是感性的，我的世界是理性的。它们不一样。”

陆时寒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。沈屿洲在用“世界不一样”来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不是“我不喜欢你”，不是“你不够好”，是“世界不一样”。世界不一样，所以不能在一起。这是一个理由吗？是，也不是。是，因为感性和理性确实有冲突。不是，因为这些冲突不是不能调和。

“你在说分手？”陆时寒打了这几个字，手指在发抖。

“我们没有在一起过。”

陆时寒看着这行字，心脏被什么东西刺穿了。沈屿洲说“我们没有在一起过”，这句话比他以前说过的所有话都重。重到陆时寒接不住，重到他的手指僵住了。

他打了几个字，删掉。又打了几个字，又删掉。最后他发了一句话：“沈屿洲，你这句话比我写过的所有小说都伤人。”

沈屿洲没有回。那天晚上，他没有回。第二天，也没有回。第三天，还是没有回。

陆时寒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，从第一句翻到最后一句。他们说了两年的话，最后停在了“我们没有在一起过”。句号。不是省略号，不是感叹号，是句号。一切结束了。

陆时寒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，闭上了眼睛。枕头下面有手机，手机里有沈屿洲的“我们没有在一起过”。它躺在那里，和那支铅笔、那颗糖、那些明信片躺在一起。它们挤在一起，像一家人。但这个家已经散了。

九月，陆时寒去了北京。北师大，中文系。

他一个人去的，他妈要上班，没送他。他拖着行李箱，背着书包，坐了五个小时的高铁。车上他旁边坐着一个女生，也是去北京上学的，录取的是北外。她问他考了哪个学校，他说北师大。她说“好学校”，他说“嗯”。

到北京的时候是下午三点。他出了站，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问“去哪儿”，他说“北师大”。车开了，他看着窗外。北京的建筑很高，路很宽，车很多。他在这个城市里，沈屿洲也在。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四十分钟的地铁。四十分钟，比从城东到城西近，比从学校到家远。

他没有去找沈屿洲。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沈屿洲说“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”，他去了，就承认世界一样了。他不去，也许还能骗自己。

北师大的校园不大，树很多。陆时寒拖着行李箱走在林荫道上，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投下碎金一样的光斑。他找到了宿舍楼，办了入住，上了四楼。宿舍是四人间，他来得最早，其他三个人还没到。他选了靠窗的床，把行李箱打开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
他把沈屿洲送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——保温杯、钢笔、围巾、书签、明信片、信。他没有摆出来，都放进了抽屉里。抽屉是空的，刚好装得下。

他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我到北京了。北师大。”

沈屿洲过了很久才回：“好好读书。”

陆时寒看着这四个字，笑了。不是开心的笑，是苦笑。沈屿洲说“好好读书”，像一个长辈在叮嘱晚辈。他们之间的关系从“我等你”变成了“好好读书”。温度降了好几度，从夏天到了秋天。

“你也是。”陆时寒说。

沈屿洲没有回。

开学第一周，陆时寒在食堂遇到了温静的同学。不是温静，是温静的高中同学，也在北师大，学的是历史。她认识陆时寒，因为看过他写的文章。

“你是陆时寒？温静经常提你。说你写的小说很好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在哪个班？中文系的？”

“嗯。一班。”

“我在二班。以后可以一起玩。”

陆时寒说了“好”，但没有加她微信。他不是不想交朋友，是暂时不想。他的心里还装着一个人，装得满满的，装不下别人。

他在北师大的生活很简单。上课，吃饭，写东西，睡觉。他每天都会经过一个邮筒，在校门口左边，绿色的。他每次经过都会看一眼，但从来不寄信。他的信已经写完了，最后一封寄给了沈屿洲。没有回信。

九月十五号，陆时寒在校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。不是校刊，是北师大的文学社刊物。他的短篇小说被选上了，标题叫《北京》。写的是一个南方少年第一次到北京，坐了地铁，去了天安门，看了升旗。他走在长安街上，想到一个人。那个人也在北京，在另一个学校。他们不会见面了，因为那个人说“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”。

编辑在他的小说下面加了一段编者按：“本文语言克制，情感内敛，写出了异乡人的孤独和对过去的眷恋。欢迎更多来稿。”

陆时寒把这篇刊物寄给了沈屿洲。不是寄给他看，是寄给他告诉他“我在北京，在写东西，没有你我也能活”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，但他想试试。

沈屿洲没有回信。

九月三十号，陆时寒在宿舍里接到了宋辞的电话。宋辞考了本省的体育学院，每天训练，累得像狗。

“你在北京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沈屿洲呢？他找你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真的掰了？”

陆时寒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他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”

“放屁。他说的你也信？”

陆时寒信了。不是信了“世界不一样”，是信了“我们没有在一起过”。

这句话是真的。他们确实没有在一起过——没有牵手，没有接吻，没有说过“我喜欢你”。他们只是手背贴过手背，头靠着肩膀睡过觉，在口袋里放过同一颗糖。

十月，北京的秋天来了。

银杏叶黄了，铺了一地。陆时寒走在校园里，踩着那些叶子，沙沙的。他想起沈屿洲说“银杏叶落下来的样子像慢动作”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高二，秋天。他们坐在教室里，窗外那棵银杏树正在落叶。

陆时寒捡起一片叶子，夹在书里。书是《黄金时代》，扉页上有沈屿洲写的字——“我二十一岁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”他在下面写了一行：“我在北师大，踩着你看到的银杏叶。”

他把书合上，放回了抽屉。抽屉里还有很多东西，每一样都是沈屿洲给他的。他舍不得扔，因为他还在等。等沈屿洲想清楚，等他发现“世界不一样”也可以在一起。等他说“我错了”。他不知道要等多久，但他等得起。他等过两年，不差再两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