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2014年，我从助教变成了教研室副主任，第二年春天又跳到另一家机构做教研主管，工资条上的数字终于过了五位数。陈峰依旧早出晚归，我没怎么打听他工作上的事，不过看他每天出门都捯饬得油光水滑，皮鞋也擦得锃亮，感觉应该也还不错，只是体重涨到了一百六十多斤，脸和肚子都圆了一圈儿，再也不是当年体育场上的那个他了。我总调侃他，说他再胖下去当年的球服都能当紧身衣穿。他也不生气，只是捏捏我的肚子，说咱俩半斤八两，谁也别笑话谁。

换工作后的第二个月，我俩为了通勤方便，就从村子里搬到了惠新西街南口附近的一居室，日子过得还像往常一样，没什么大的波澜——早上他总坐在马桶上刷手机，急得我在外面拍门催他；晚上谁先到家谁做饭，他炖的酸菜总爱放太多粉条，把汤都吸干了，我炒的肉又总放太多酱油，黑了吧唧；我俩偶尔也会吵架，多半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睡觉的时候我赌气背对着他，半夜他迷迷糊糊凑过来，胳膊往我腰上一搭，就算和好了。

我总觉得北漂的日子没什么安全感，甚至有些颠沛流离，可因为有这么个人在，挤地铁、爬楼梯，甚至连吵架都好像多了点安心的滋味。

可刚过九月份，他就有点儿不对劲儿，晚上吃完饭总躲在厨房打电话，门关得严严实实的，油烟机开着嗡嗡地响，半句都听不清。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，出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问他就说是店里的事，要不就是家里来电话。起初我没往心里去，工作上事儿多也正常，可次数多了，心里就开始愈加发慌。

有次我起夜出来，看见他正趴在阳台的窗户那儿抽烟。他来北京的第二年学会了抽烟，不过在家几乎不抽。我站在外头没出声，看着他指尖的火星明灭了几下，最后扔到了窗台上的矿泉水瓶里。他出来只是跟我说有点烦心事，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追问。

我不是不想问，而是不敢问，怕他说出我最不想听的话。

可该来的总是要来。

有天我加班，到家快十点了。推开门就看见他坐在沙发上，茶几上的瓶子里一堆烟头，水都变成了咖啡色，烟气飘在半空中，呛得我头疼。他听见动静抬起头，眼圈有点红，不知道是刚哭过还是刚睡醒。

“我跟你说个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家里欠的钱，这两年还得差不多了。我爸恢复得也挺好，现在能自己出门了。”

我没说话，盯着茶几上的玻璃杯。上次我俩逛物美的时候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，他的那个杯沿儿磕出了个小豁口。

“我妈一个人又得干活又得照顾我爸，实在忙不过来，我姐总回来也不太好。”他顿了顿，咽了下口水，“我想回去了。”

“你想好了吗？”

“买完票了。”他终于抬头看我，“我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无非是“对不起”“委屈你了”之类的，可这些话有什么用呢。我没法拦他，让他留下的话我说不出口，也没立场说。我不能让他放着家里不管，更不能让他为了我背上不孝的名声。

他办离职的那天，我下班去富力城找他。还是地下那家呷哺，上次和蒋红梅一起来的地方。

我到的时候，他早就点好了。锅底还是清汤，周围摆了一堆，都是我爱吃的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开着，热气往上飘，他给我夹了一筷子羊肉，放进锅里涮了涮，捞到我碗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