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开家门的时候，方母正在打电话。

方晴换了鞋，正要走进小书房，方母喊住了她。“小晴，你过来。”

方晴走过去。方母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对方晴说：“你大姑说，她认识一个律师，专门打抚养权官司的，收费便宜。”

方晴愣了一下。

“大姑认识的律师？”

“对，你大姑的邻居的女婿，在县城开的律所。”方母的语气很笃定，好像“邻居的女婿”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资质保证，“人家说了，这种案子简单，写个答辩状就行，收你八千块。”

方晴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方母已经把手机贴回耳边了：“姐，你跟那个律师说一下，小晴明天去找他。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行了，你别说了。”方母挂了电话，看着方晴，表情里有一种“我帮你搞定了你还想怎样”的居高临下，“你大姑介绍的人，不会坑你。”

方晴站在客厅里，电视开着，购物频道的主持人在喊“只要九九八”。方母坐回沙发上，拿起遥控器调大了音量，那意思很明显——“事情已经定了，不用再说了”。

方晴走进小书房，关上门。

圆圆正坐在床上画画，画的是一个小房子，方方正正的，有一个大窗户，窗户外面画了一朵花。她抬起头看方晴，眼睛亮了一下：“妈妈，你看我画的。”

“好看。”方晴坐下来，看着那幅画。房子是红色的，窗户是蓝色的，花是黄色的。圆圆画画从来不用黑色，她说黑色不好看。“妈妈，姥姥说你要请律师了？”

方晴愣了一下。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姥姥在客厅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我听到了。”

方晴闭上眼睛。母亲在客厅里打电话，她在小书房里能听到，圆圆当然也能。

“妈妈，爸爸是不是要抢我？”

方晴睁开眼睛，看着女儿。圆圆的眼睛里没有恐惧，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种六岁孩子不该有的冷静，一种被生活逼出来的、过早的成熟。

“圆圆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你。”

圆圆点了点头，又低下头画画。她在小房子的旁边又画了一个人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那是她自己。然后在旁边又画了一个人，比那个小人高很多，头发长长的，那是妈妈。

“妈妈，我不会跟爸爸走的。”圆圆头都没抬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，声音很轻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方晴抱住她，把脸埋在女儿的头发里。

那天晚上，方母又跟方晴确认了一遍：“你明天去县城找那个律师，大姑把他地址发给我了。”

方母把手机递过来，屏幕上是微信聊天记录，大姑发来的一个定位和一个电话号码。方晴看了一眼那个电话号码——不是区号，没有固话，就是一个手机号，连个律所名字都没有。

“妈，这个律师你见过吗？”

“你大姑见过，说是人挺好的。”

方晴想说“大姑见过不等于靠谱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不是因为她同意母亲的决定，是因为她知道，说什么都没用。在这个家里，她的意见不重要。重要的永远是别人的意见——大姑的，舅妈的，邻居刘阿姨的，楼下保安的。谁都可以替她做主，唯独她自己不行。

第二天一早，方晴坐上了去县城的公交车。圆圆交给方母照看，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圆圆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那只独耳兔子，没有哭，只是安静地看着她，那目光穿过走廊里昏暗的光线，落在方晴背上，像一根极细极韧的丝线，从圆圆的眼睛里长出来，牢牢系在方晴心上，怎么扯都不会断。

方晴走下楼梯，车门关上了。她看着车窗外的街道，方母说的那个地址她在地图上查过，不是什么律所，是一栋居民楼。

车窗外，天还是灰蒙蒙的。方晴想，希望那个“收费便宜”的律师，是真的能帮她。而不是像这个家里的很多事情一样，便宜的代价，是更贵的东西。